“形势不太乐观。”
冯啸辰直言不讳地说道。
“从去年以来,关于放权的呼声非常大。地方政府希望把国家直属的企业下放到地方,由他们管理。一些大企业也有这样的要求,觉得由国家直管不如交给地方管理,因为这样他们就不需要承担国家分派的任务,能够做一些短平快的赚钱项目。学术界的情况就更是一边倒了,支持放权的学者大约能占到七八成的样子,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喊出了应当把所有企业都私有化的观点。”
“乱弹琴!企业都私有化了,我们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?”罗翔飞怒道,“怎么,这样反动的观点也能公开在会上提出来?会议主办方难道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吗?”
冯啸辰摇摇头道:“罗主任,这个倒不必苛责了,学术研究应当是自由的,不能压制不同的观点,否则就变成一言堂了。”
“这怎么能叫一言堂,最基本的原则总是要坚持的吧?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,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变的,不存在什么自由的问题。社会主义国家,企业就必须是公有制的……嗯,当然,我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是公有制,国家还是提倡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,但像咱们重装办联系的这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,必须国有,这是不容置疑的。”罗翔飞说道。
冯啸辰皱着眉头道:“这就是我觉得形势不乐观的地方啊。我最近代替沈老师去参加了不少学术研讨会,有一些会议的级别还是挺高的,参会的有一些部委机关里的干部。持您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也有一些,但并不占上风。从实践部门到理论界,占主流的观点都是经济自由化。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思潮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。”
听冯啸辰这样说,罗翔飞的口气一下子就软了,他叹了口气,说道:“我何尝又不担心呢?其实,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。这一年多时间,咱们重装办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,跨部门、跨地区的协调受到的掣肘非常严重,而我们能够使用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少了。国家这边,对于重大装备研制的决心似乎也有所松动。对了,你听说了吗,有一位学者最近提出了一个理论,叫作国际大协作理论,影响很大呢。”
“我当然听说了。”冯啸辰冷笑道,“在这几次学术研讨会上,国际大协作理论火得很呢,不但学术界支持,很多部委里的干部也给它站台,说这个理论对于指导部委的工作很有启发。”
所谓国际大协作理论,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,那就是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,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秉赋条件,在这个体系中承担一个环节的工作。比如说,欧美国家的技术水平高,就负责技术前沿的突破、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;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劳动力丰富,就承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,为发达国家生产点袜子、裤子之类的轻工业产品;至于中东、非洲等国家,则作为原材料的提供国,卖卖石油、矿石啥的,也能过得舒舒服服的。
按照这个理论,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搞什么重大装备研制,人家欧美和日本都已经把设备造好了,你拿钱买来用就行了,为什么要自己搞一套呢?说穿了,不就是自力更生的旧思想在作祟吗?总是担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,害怕参与国际大协作会吃亏。而这样的思想,就是明显的冷战思维,是落后的、陈腐的……
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,美国迫切需要联合中国来遏制苏联的扩张,中美两国关系处于“蜜月期”,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欧洲和日本也同样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。许多中国官员都相信世界大同即将来临,所谓“帝国主义亡我之心”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。在这种情况下,国际大协作这种观点颇有市场。
其实又何止是中国,当时的苏联国内也有相当一批人信奉这种天下大同的观点,以至于酝酿出了戈氏的新思维,这就是题外话了。
冯啸辰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人,自然知道这种国际大协作的想法是何其幼稚。国家间怎么可能会有永恒的友谊?主导这个世界的规则只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,处于产业链的底端,就相当于处于食物链的底端,只能是被人鱼肉的结果。在此前,他对国际大协作理论只是抱以鄙夷的态度,现在听到罗翔飞也提起这种观点,他心念一动,试探着问道:“怎么,领导同志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吗?”
罗翔飞摇了摇头,脸上的表情有些苦涩。冯啸辰知道罗翔飞这个摇头的动作里包含着好几层意思,一是领导人尚未接受这样的观点,二是罗翔飞不敢保证领导人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,第三则是表示出一种忧虑,甚至可能是失望。
“怎么会这样呢?”
冯啸辰有些懵了。
他虽然是一名穿越者,但前世一直是做技术管理的工作,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了解不深。他知道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的这种国际大协作理论,但不记得国家决策层面是否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,以至于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选择。在他印象中,80年代中后期,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确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,有一些企业倒闭了,有一些企业转产轻工业产品去了,还有一些企业则落入了外资的囊中。难道,这就是国际大协作理论的结果?
装备制造业的徘徊不前,不能说没有客观的原因,但用后世的眼光来看,这就是一段弯路了。走弯路的结果就是浪费了时间,损失了机会,要弥补这段弯路带来的影响,必然要付出血汗的代价。
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时空,是不是可以避免重走这段弯路呢?
“罗主任,您的观点是什么?”冯啸辰问道。
罗翔飞毫不犹豫地回答道:“我是坚决反对这种理论的。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在装备制造方面绝对不能仰人鼻息,必须发展起自己的装备制造业,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。说什么国际大协作,爹有娘有,都不如自己有。50年代的时候,苏联老大哥就曾经提出来,说他们有原子弹,可以保护我们,我们不需要自己搞原子弹,但老一辈领导人坚决要搞。实践表明,没有属于自己的国之利器,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地位,就只能永远被别人欺负。这样的道理,我们在50年代就已经懂了,现在难道反而不懂了吗?”
“可是,如果国家撤销了重装办,怎么办?”冯啸辰问道。
罗翔飞脸上露出一些决然之色,道:“只要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,就绝对不会让重装办被撤销掉。别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妥协,但在重大装备自主研发这个问题上,我们是绝对不会妥协的。”
“关键时候,还是需要你们这些老同志当定海神针啊。”冯啸辰感慨地说道。这个世界需要年轻人的闯劲,也需要老同志的稳重。前世的俄罗斯就是因为让一位年仅35岁的“大男孩”盖达尔主持自由主义经济改革,结果被一帮美国经济学家忽悠着来了一场“休克疗法”,差点断送了整个俄罗斯。
听到冯啸辰对自己的褒奖,罗翔飞并没有得意的感觉。他说道:“现在的情况有点乱,国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,各个部门都不知道该如何做。商品经济的提法,我是赞成的,放权才能够搞活经济,管得过多就没有活力了。但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,重大装备该怎么搞,这是一个新课题,需要我们大家去探索。对了,小冯,你现在可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了,在这方面,你要多做一些贡献啊。”
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,罗翔飞的脸上有了一些笑意。
冯啸辰道:“这也正是我要向您汇报的事情。我这次出去开会,接触了几家企业的领导,他们反映,现在重大装备研发方面的全国协作中断了,原来各企业之间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流,而现在大家都敝帚自珍,把自己的技术藏着掖着,不肯拿出来和其他企业分享。还有产品订货方面,很多企业宁可从国外引进设备,而不愿意用国内企业的设备,结果咱们辛辛苦苦引进的技术,就没有了用武之地。”
罗翔飞道:“说来真巧,我也正准备找你谈一下这件事呢。你知道吗,罗冶的王伟龙已经来京城好几天了,没准还去社科院找过你,不过你去外地开会了,他肯定找不到你。”
“怎么,罗冶那边出问题了?”冯啸辰敏感地问道。
罗翔飞点点头,道:“没错,而且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。前两年咱们辛辛苦苦从海丁斯菲尔德引进了电动轮自卸车技术,你还专门去红河渡帮他们推销过。可现在国内的订货数量非常少,无法支撑起罗冶的生产,因为批量小,罗冶生产一辆就亏一辆。再这样下去,罗冶只能放弃这个产品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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