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春天酒楼以及辰宇工程机械公司,冯啸辰的态度都是原则上指导,在具体的经营上并不干预。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并不在于企业管理,而是拥有穿越者的预见性,以及前一世作为一名装备产业主管官员所拥有的大局观。让他具体去做某个企业的管理,反而不如那些职业经理人做得出色。
陈抒涵、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,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。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,只要胆子大一些,有一点经营头脑,不特别地“作死”,基本上都能够成功。而陈抒涵他们,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,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。
春节过后,新的学期开始了。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,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,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,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。不过,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、做出什么美仑美奂的数学模型,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,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,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。
1985年的中国,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,国家做出了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”,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,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,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“扩大地方自主权”,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,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。
一时间,个人、企业、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,套一句圣人语录,可谓是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。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,出现了“十亿人民九亿商”的繁荣场面。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,一大批“改革能人”粉墨登场,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,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。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,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,大搞基本建设,投资规模不断扩大,各种电视机厂、电冰箱厂、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“经济过热”。
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,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。在经济学界,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,“改革研讨会”一个接着一个,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。不过,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,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。他们殚精竭虑,穷经皓首,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,或是手捧着凯恩斯、萨缪尔森的原著,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。
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,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。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,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,让他不胜其烦。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,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,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,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。
“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?”
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,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。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,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,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。不过,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,他已经发现,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,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。
“还是老生常谈,计划与市场之争,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。总体来看,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,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,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,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。”冯啸辰答道。
沈荣儒道:“是啊,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,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,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。另外,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,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。”
冯啸辰笑道:“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,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。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,包括放弃定价权,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。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,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。”
“这就是矛盾了。”沈荣儒道,“其实,中央、地方、企业,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,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,也是有所保留的。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,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。”
冯啸辰道:“没错,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,他们发现,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,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,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,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。”
沈荣儒冷笑道:“也就是说,他们既想要政府保护他们对市场的垄断,又不希望政府插手他们的经营。好处他们都想占,责任则是一点都不想负,这样的企业,怎么能算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呢?”
“不过,也不绝对都是这样吧。”冯啸辰道,“我这次去开会,趁着会议间隙,也去拜访了几位企业里的朋友。他们的企业原本都是部属企业,在去年开始划归地方管理。他们向我反映,划归地方之后,他们与其他部属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了影响,没有了原来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,技术水平的提升出现了困难。这个问题,我正打算向罗主任那边再求证一下。咱们这么大的国家,装备工业不能相互割裂,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了。”
沈荣儒点点头,道:“这种情况,我也听到了一些反映,不过我没有具体做过装备工业方面的工作,体会可能不如你深入。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一下,提出一些政策建议,我帮你提交到中央领导那里去。”
“那可太好了。”冯啸辰道,“这个问题,我想经委方面也会向中央汇报的,再加上您这边的学界观点,领导应当会更加重视吧。”
沈荣儒道:“其实,中央一直都很重视这个问题。上次咱们去北化机调查分馏塔质量事件,你们几个研究生回来之后写的调研报告,中央领导也做出了批示,明确提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仍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。困难的地方,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分寸。
咱们国家的事情,往往就是一抓就死,一放就乱,现在国家总的政策方向是放权,在这个时候如果过分强调‘全国一盘棋’,很可能又会回到原来那种国家一把抓的局面上去,使此前搞活经济的努力半途而废。这也是中央领导同志不便于轻率做出指示的原因。”
“我明白了。”冯啸辰应道。他并不是一个政策方面的菜鸟,他深知国家大政方针的敏感性,随随便便的一个政策,都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,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去改变的。这两三年来的放权的确造成了一些经济上的乱象,但带来的好处却是主要的。通过释放地方、企业以及民营资本的活力,国家经济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趋势,这是主流。如果因为个别部门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要开倒车,那就是得不偿失了。
向沈荣儒汇报完,冯啸辰请了假,前往重装办去拜见罗翔飞。他这次出去开会,所接触的几位朋友都是重点装备企业里的干部,他们反映的事情与重装办的工作颇有一些关系,冯啸辰也有义务把这些意见反馈给罗翔飞。
“哟,小冯回来了,怎么样,现在是个大硕士了,有机会多指导指导我们的工作啊。”
冯啸辰一走进重装办的院子,便收获了一堆恭维,刘燕萍、薛暮苍、吴仕灿等等都亲亲热热地向他打着招呼,前不久还一起并肩战斗过的王根基则是一把揽住他的肩膀,给了他一个看上去很暧昧的熊抱。
应付完这些同事,冯啸辰笑嘻嘻地走进了罗翔飞的办公室。罗翔飞刚才就已经听到动静了,见冯啸辰进门,他笑着站起身,亲自给冯啸辰倒了杯水,又陪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在罗翔飞心目中,冯啸辰依然是他最得力也最有眼光的属下,每一次冯啸辰来访,罗翔飞都是非常高兴的。
“又出去开会了?怎么样,有什么新的见闻吗?”
罗翔飞这样问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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