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 > 都市言情 > 兰陵风流 > 第一二三章 标题先飞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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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中国古代的单名与双名(摘节)——【某西觉得这个考据挺有趣,士族命名其实就经历了一个单名到双名的过程,在的世家中,很多还是使用单名的,当然双名的也有,子孙太多,不用双名不行呀】

    在现代社会中,姓、名共同构成一项人群标记符号。

    但姓与名实际是有区分的。

    名的使用要早于姓,两者组合是一种后起的文化习惯。在不同的文化体中,人名的使用大都有其特定规则。具体到古代中国而言,春秋战国以降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稳定的华夏式姓名习惯,即“姓(氏)名”。这种用汉字标记的姓名系统,包含丰富的尊卑、统属等观念,具有华夏文化标签的作用。在华夏国家向周边扩展其势力的过程中,这种文化标签也会随之扩散到周边地带。

    从某种意义上说,周边人群对华夏式姓名的接受和使用,意味着文化同化和变异的发生。

    一、单名与双名

    由于和存世汉魏石刻中显著的单名色彩,人们通常认为东汉三国是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。

    一般认为,东汉三国时期的单名习惯肇始于西汉元始二年(公元2年)的“去二名”诏书。这年春天,皇帝下诏称自己的“箕子”之名不“合于古制”,故“去二名”,改为单名“衍”。

    于是,东汉人名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——官吏和知识阶层的确遵循着“单名字”的制名习惯,但对一般民众而言,单名、双名仍并行使用。

    东汉一般民众制名具有单双名混杂特征,显示出民间制名习惯的延续性。

    概括来说,西汉人名中的双名主要有两种形式:(1)两个字连用,共同构成一种表达。常见的如延寿、汉昌、利家、延年、长寿;(2)由一个实字和一个虚字构成。虚字使用有一定规律,主要有子、之、元等语气助词,表示排行的伯、仲、季、叔、末,表示美德的忠、信等。以上两种形式的双名,在西汉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。

    这就提醒我们,观察两汉制名习惯的变化,要注意区分不同层次的人群。

    事实上,东汉为单名时代的认识,主要来自于正史列传人物和官吏、知识阶层的碑石题名。这些史料中呈现的“单名字”整齐形式,其实是社会上层的文化习惯。与此同时,底层民众不仅一般无“字”,对单名、双名也并没有明确区分。换言之,“单名字”体现了一种身份。

    上层人名的单名化趋势,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汉昭宣以后儒学理念的渗透。儒家很早就有“二名非礼”的观念。这种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避讳问题,会随着儒学的渗透而逐渐在儒生、官吏阶层扩展,导致上层人名中单名的流行。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元始诏书,就可以理解所谓“二名”之禁,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已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普通民众所受影响并不明显,仍然是单名、双名并存。这种制名习惯上的明显差异,显示出“大传统”对“小传统”影响的有限性。

    二、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与单名问题
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,南方人名仍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。以吴王名和越王名为例,会发现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定用字,如吴王名中的“余”字(余乔疑吾、余祭、余昧),越王名中的“无”(无余、无彊、无皞)和“不”字(不寿、不扬),以及共有的“夫”字(夫差、夫康)。

    蜀地的早期王族人名则属于另外一种形态,如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鳖灵、葭萌等。这些人名与吴越王名一样均无姓。从命名方式上看,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名多与动植物名有关,也可能是其部族徽记。

    与吴、越、蜀相比,楚王名的华夏特征相对显著,多见“熊单名”的形式。

    而战国时期楚国的普通人名,与楚王名一样,大多数为华夏式的“姓名”形式,单名、双名均有,而单名占据主导。

    楚秦之际,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和新县制的推广,南方的编户化进一步加强。其人名的记录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华夏式姓名,一种则仅称名。

    其中:户人名均为“姓单名”,举例如下:蛮强、黄得、彭奄、宋午、李獾。每户内的母、妻和子女仅称名而无姓。

    侍约者人名的记录形式是“姓名”,单名、双名均有:如载翁仲、王翁季、杨公子、陶仲、姚季、张苍、陈黑。

    随着秦汉帝国南方统治的推进,人名状态会进一步朝着“姓名”的华夏化方向过渡。在人名用字上,一些明显带有南方土著色彩的用字会逐渐减少。在这一过程中,上层人名的变化会早于一般的编户民。

    三、晋宋之际上层双名的兴起及其意义

    西汉末至东汉,上层人名的制名习惯经历了一个单名化的过程。这种单名习惯经由户籍编制等途径,对某些地区的编户人名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不过,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,人名使用习惯自东晋后期开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,社会上层的单名习惯开始被突破,进入南朝后,双名比重则逐渐增大,形成单名、双名并行使用的状态。

    这就提出一个问题:社会上层“去二名”的文化观念,为何会在晋宋之际逐渐消退?这与底层单名、双名并存的制名习惯有无关系?

    东晋后期社会上层人名中双名的兴起,有一个特殊现象,即多以“单名之”的方式构成双名。关于“之”字的意义,陈寅恪很早就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,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。不过,单纯从文字角度来说,“之”则是一个虚字,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性字义。正由于此点,使用时也常常会省略这个字,只以单名相称。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:在上层双名兴起的过程中,虚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?

    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。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,但之、道、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。

    陈垣指出:“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:曰玄之、凝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。徽之子桢之,献之嗣子静之。祖孙父子,皆以‘之’为名,不以为嫌也。宋王弘子僧达,孙僧亮、僧衍,从子僧详、僧绛、僧虔,从孙僧祐,叔侄皆以‘僧’为名,不以为嫌也。”

    这就说明,之、道、昙、僧、灵等虚字,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。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,所以不需要避讳。由此可以认为,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,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。

    问题是,为何要增加这类无实际功能的虚字呢?

    这可能要考虑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。

    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,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。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,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,与此同时,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。

    如司马攸小名桃符,梁武帝小名练儿,其子子卿小名乌熊。此外,还可以举出镇恶、桃枝、道民、灵宝、法生、法真、蛮奴、客儿、蟠龙、社客等小名。

    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,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,如道教色彩的道民、灵宝,驱鬼辟邪的桃枝、桃符、镇恶。在小名使用上,士族与普通民众看不出明显差异。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,在民间社会中,这类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。从性质上说,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“之”、“僧”、“道”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。

    士族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小名为人名的情况,公开场合中称小名则很常见。司马昭喜爱司马攸,常呼其小字:“此桃符座也。”有人曾当面称桓伊小字说:“此桓野王也。”

    除了小名,前面曾谈到汉魏人名中带有虚字“阿”的人名是很常见的。六朝士族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习惯,如称吕蒙为阿蒙,王子敬为阿敬。“阿”是一个非信仰性的虚字。这就让人怀疑,上层“之”、“道”等虚字类双名的出现,也许是受到民间习惯的影响。

    双名与单名相比,其优势就在于多出一个字,表达的人名内涵更为丰富。

    东晋桓豁诸子的命名,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。:“初,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:‘谁谓尔坚石打碎。’有子二十人,皆以‘石’为名以应之。唯石虔、石秀、石民、石生、石绥、石康知名。”桓豁诸子名字□□有的“石”字,据称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。而要想在人名中体现“坚石打碎”这一谣谶的话,在当时流行的单名基础上增加一个“石”字,是最为方便的。这应当是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双名,逐渐为士族社会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础。

    当人们发现在人名中增加一个字可以更丰富地表达愿望之后,虚字也就逐渐超出了信仰和口语层面。上层人名由此突破了东汉以来的单名惯例。

    晋宋之际,随着统治阶层社会身份的变动,双名化趋势也愈益显著。中刘裕诸子均为带有“义”字的双名,是最好的事例。

    随着“之”、“道”等虚字式双名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上层流行,单名已不再具有严格的身份标识意义,新进入官府者也就无需再制作单名。其原来的制名习惯,如单名、双名并存以及“子”尾、“儿”尾式人名,就会出现在官方场合之中。

    总之,上层人群对单名习惯的突破,导致社会不再处于提倡单名的氛围之中。

    正是这点导致南朝人名中双名比例的逐步上升,到了梁朝普通年间的萧秀碑题名,双名比例已占到九成以上。

    晋宋以后上层社会的这种双名化趋势,最开始是底层社会的信仰心理、口语习惯等影响上层社会的结果。这是民间文化影响上层社会的一个事例。而一旦上层社会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,反过来又会推动双名化的进程。特别是上层社会拥有文化优势,他们在双名制名方面的用字习惯会重新影响普通民众。

    四、结语

    人名的分层现象,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名背后其实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——所谓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的区分。东汉的单名习惯是精英文化的产物,而民间并不遵循这一理念。

    而属于“大传统”的单名习惯,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民间人名的“小传统”。其一是地方官的权力和教化;其二是地方属吏阶层的观念和实践,他们身处官民之间,容易受到单名惯例的影响。反过来说,“小传统”对于“大传统”的影响显得较为迟滞。

    晋宋之际,上层社会的单名惯例开始被突破,首先是“之”、“道”等信仰性虚字附加在单名之上,形成一类特殊的双名。影响这种变化的,可能有来自“小传统”的两种因素:信仰心理和口语习惯。单名惯例被突破后,属吏阶层也摆脱了单名影响,大量“子”尾、“儿”尾等带有口语特征的人名浮出水面。

    而当上层人群突破了单名限制,就会创造出新的双名制名方式。最明显的是汉代以来上层人群中“命字”的方式,开始影响到双名用字。这种双名的“字化”,又反过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下层人群。从人名的这种变化轨迹来看,精英文化会吸纳民间文化的某些因素,以实现某种文化突破。而当突破完成后,新的精英文化会再次反馈到民间。

    ——作者:魏斌(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)      笔趣阁手机端    http://m.biquwu.c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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