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,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,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,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。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,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,落实这个差遣。
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,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,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,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,要看实际业绩。
业绩可能会造假,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,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。
“外劳办”的主任是张贞,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,这是个苦差事,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,油水也基本没什么。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?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,想要私自收留,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。
最大的油水,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,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,来择选不同的成员。
工场主挑选工人,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,至于工人寻摸活路,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,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……
双方需求是冲突的,不可调和的,而“外劳办”,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。
让外来务工人员,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,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。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,在工场之间,也不可能随随便便。
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,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,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,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。
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,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。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,才是真正把《弟子规》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。
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“打工潮”,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,是前所未有的。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,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,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。
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,地理距离的认知,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,然后用走路“一顿饭”“一泡尿”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。
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,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,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……
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,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。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,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,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。
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,贞观二十四年“打工潮”的外来务工人员,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,面对工头,既无知又无畏。
毫无疑问,冲突在所难免,对张贞的挑战,也绝非只有这么多。
面对“打工潮”,武汉内部要整合的力量极多,而且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,武汉也不得不对外借调一些“精悍”人员。
精干人员面对冲突是没有卵用的,只有“精悍”人员,才能镇得住场面。
为此,张德还专门请了薛仁贵的属下过来帮忙,应付三到六个月。府内临时增加的“民团”数量也有三千,治安巡逻的弓手也有一千多,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、警察、白役、府兵等等,针对“打工潮”,武汉内部调剂出了两万多人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。
诸如汉阳钢铁厂这样的“大型企业”,还从工人中组织了巡逻保安,以防偷鸡摸狗事件出现。
虽说谈不上动员,但整个武汉短短半个月就组织了五万人左右规模的组织团体,也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。
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,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,除了防汛工作,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,离开武汉,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。
更何况,连续几年增补田亩,加上“化獠为汉”的成效斐然,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,是要销售出去的,不可能留下来存着。
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,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。
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就在武汉,而眼见着武汉居然出现了“打工潮”,各地政府又没有控制这股“打工潮”,由得小农小地主背井离乡前往武汉,这等于又增加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张嘴。
这一波“打工潮”的劳力数量,其实没有上十万,平均一个县大概也就是千几百人,但因为你这里几百,他那里几千,总量就显得可观。
最重要的是,这些人目的地很明确,除了武汉哪里都不去。更让房玄龄颇有点心惊胆颤的,是这些人今年来了之后,只要赚到钱,怕不是明年就会拖家带口。就算地方官府严禁拖家带口,但因为他们赚到了钱,回乡之后,乡党一定会让他们带着一起出去。
贞观二十四年的“打工潮”只是小试牛刀罢了,贞观二十五年才是真正的大挑战。
房玄龄担心的不是当下,正如张贞知道这是个苦差事,却不仅仅只是现在苦。
如今出现的“打工潮”,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。但凡能够出几百人上千人前来武汉打工的县,都具备一个特点,都跟武汉联系极为紧密。
这些县大多都有成熟的运行了好几年的商品销售渠道,武汉很多工业品、手工业品能够迅速从这些州县换取原材料或者其它物资,就是因为渠道非常成熟。
而这些渠道的存在,前几年或许看不出有什么,但几年下来,润物细无声的方式,也足够让当地和武汉形成沟通。这些渠道就是这些县的窗口,通过窗口,就看到了武汉,可能只是雾里看花,但终究是知道,武汉是个大城市,是“地上魔都”,那里遍地都是钱……
市场和时代推着工人商人去冒险去拼,同样的,小农小地主,同样也会被推着去改变,这种改变可能会有迟滞性,但绝对不会缺席。
面对这种情况,房玄龄当然可以“一刀切”地让地方州县严查人口流动,理由随便找一个,比如发现南朝欲孽等等,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让人口流动大幅度减少。
但毫无疑问,这对江西没有任何好处,对总督府上下也没有任何好处。这么多年下来,房玄龄甚至人口流动的好处,风险固然是有的,但相较收益……风险是朝廷的。
于是乎,房玄龄宁肯从总督府调剂成员前往武汉帮忙,也没有打算摁死这一股前所未有的“打工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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