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价钱,扛不住了。”
“扛不住也要扛,‘海角奴’明年价钱也要涨,你现在不买,明年也要买!新庄现在招个人工,一天最高已经到了四百文,这还能用得起?算下来还不如买官奴划算!”
“可这武汉的价钱涨的恁高,昨日有个瘟牲,硬是拿了四百贯买个奴婢,这入娘的,整整翻了八倍。当真是个死贱种!”
“现在这行市,利润还是高啊。”
武汉并没有禁绝人口贸易,尽管牙行是打压的,但打压的由头,却是针对在外拐卖人口。如今的“奴隶市场”,主要货源来自东海,倭奴从贞观十八年开始,已经逐步替代高丽奴,成为市场中的主力。
东海奴隶贸易的利润有多高呢?
最低利润是百分之一百,也就是说,投一文钱进去,能够保证一个来回,这一文钱变成两文钱。
而造成如此恐怖利润的原因,是多重方面相互影响促成的。
第一自然是中国对贵金属的饥渴需求,金银铜的需求量是没有上限的,哪怕“伊予铜山”以及“东海金”的大量回流中国,唐朝整个国家层面而言,还是“钱荒”。辅助支付手段中,绢布、麻布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,反而增加了一个棉布。
第二是扶桑的初级消费市场形成,其主力又是分成三部分组成,一是王万岁、单道真等民间武装力量;二是扶桑诸国的贵族、武士阶层;三是朝鲜道曾经留存过的国家遗族,大多都流窜到了扶桑。
第三则是唐朝内部各大海港、内陆港对劳力的极度需求。
这三个主要原因,互相影响互相促进,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暴利贸易。
而“王下七武海”之流的御用海上流氓加入,更是让人清晰地认识到,这片海域的利润,已经让皇帝老子都动心不已。
原本在十年前,登莱诸地的奴隶上岸价,也就是五十贯左右,但随着唐朝进一步对辽东诸族生存空间的挤压,这个上岸价每年都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的涨幅,不断地提高。
到如今,现在在扶桑诸国的奴隶采购价,唐朝方面的保底采购价,已经变成了五十贯。
而奴隶经过漂洋过海,抵达登莱或者淮扬,其价格,最次也是一百贯。倘若是直通杭州或者武汉的,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再提价一倍,也就是两百贯。
价钱有虚高,但对如今疯狂的市场而言,奴工数量基本等同于商家的实力底蕴。
并非是所有城市都能够像武汉这样,尽可能地利用机械,而即便是武汉,其数量也只是一小部分。
实在是机械从设计到生产到加工,乃至到操作和保养,都需要一定的受教育劳动力。张德所施加影响的武汉,还不至于奢侈到这种地步,把为数不多的“受教育”人口,填到这种无谓的消耗上。
尽管在老张眼中,这种“受教育”人口,连非法穿越前重复劳动流水线上产业工人的一根毛都不如,可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,这种人,就是“英才”!
所以武汉方面,只能是定点定期使用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,才能基本满足武汉本地的新式农庄生产。
当农忙时节,不管是补种插秧还是收稻打谷,雇佣的临时农民,已经成为了武汉的一个特色。
“打工”这个概念,在贞观十七年之后的武汉,并非是前往汉阳和江夏两地的城市工坊中。而是前往新式农庄中,去做单一的统一指挥的农活。
当“稼穑令”发布临时招募插秧工多少多少,就会有各种地方不同职业的青壮男女,前往告示言明的农庄去做工。因为是临时工,所以往往工钱“不菲”,基本是城市工坊中日薪的一倍以上。
同样的,在北方如西河套地区华润号说开发的农田,秋收时云集的“麦客”,最高时候,一次投入抢收的“麦客”,可以达到六千人。仅仅是一天的工钱结算,就超过九百贯,因为西河套的行市,在贞观十一二年时,就要包吃住。
张德并没有干预这种市场行为,于是市场自然而然地,让权贵商人们,都琢磨着如何“开源节流”。
而他们的运气是如此的好,背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,于是就不断地鼓动不同层面上的掠夺,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人力资源。
那些出海大开眼界的御用海上流氓,使出了他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。威逼利诱收买勒索,无所不用其极。温柔一点的,收买扶桑诸国权贵,而本地权贵为了利益,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自己治下的“百姓”。当然更多的,是通过输出战争,对邻国仇敌进行掠夺。
于是整个东海航线上,大量充斥着争相发卖同族之人为奴的扶桑贵族。在“王下七武海”掀起第二次海上浪潮之前,倭奴最憎恨的往往不是唐人,而是自己人。
唐朝每条开往扶桑的船,带去的都是丝绸、棉麻、陶瓷、漆器、家具、农具等等消费品,抵达扶桑之后,这些商品都交易给了当地的唐人、唐军、扶桑贵族、野人部族头领,然后换取大量的贵金属、木材、粮食、海货、珍珠以及人口。
而满载这些物资的船只,有的开往辽东,直接奔赴石城钢铁厂;有的开往登莱,转道沧州、幽州;有的开往苏州,转道常州;有的开往扬州,最终前往洛阳……
至于更远一些的新航线,比如开往流求,奴隶在流求进行二次交易,往往一个倭奴的价钱,就能当场翻倍成一百贯,然后被收归为种植园的奴工。交易的等价物品,又变成了黄金、灰糖、生漆、果脯、海产、粮食。
这些黄金、灰糖、生漆、粮食,又会运送到武汉、襄樊、长安。
庞大的贸易航线网络,在贞观十八年时,已经相当的成熟,因为地理位置,时人多称之为“东海财路”。
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唐朝内部的胃口,广州、交州、爱州、欢州喜报连连,杜正伦宣慰南海功成,“海角奴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
南海从原本的“流放地”,瞬间变成了国朝禁脔,私藏澡盆。千里石塘那些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岛屿沙洲,不仅仅是大海的点缀,同样也是南海航线上的座标。
原本因为“东海财路”的发达,南海似乎依旧平静。
但是伴随着贞观二十年突然爆发的短期劳力缺口,整个南海上空,云层仿佛都要汇聚成两个字。
“涨价!必须涨价!”
“倭奴五十贯,海角奴也要这个价!”
“杜南海这么辛苦,你们广州就给这么点打发?莫不是看不起杜南海,看不起朝廷,看不起圣上?!”
“放肆!说涨价就说涨价,攀扯什么杜南海、朝廷,倭奴用得熟,这是江淮江南的经验。海角奴甚么时候有这口碑,老子别说照着倭奴给五十贯,再贴你十贯又何妨?”
“哼!你当我们是夯货?!武汉现在甚么价钱,你瞒得过别人,瞒得过我们?交州是谁坐镇?那是李公!皇室宗亲,消息能比你们广州人差了?!”
“喂!武汉是武汉,交州是交州,武汉是你阿爸啊,涨价关你屁事?!”
“对啊,武汉就是我阿爸啊,我大人在武汉营造局的啊——”
“大哥,讲话就讲话喽,恁大声作甚啊。五十贯就五十贯嘛,和气生财,和气生财啊。令尊富贵荣华,小弟一向仰慕的嘛,来的时候带了两盒合浦珍珠,一盒是我孝敬武汉阿爸的,一盒是小弟对大哥的敬佩……”
“……”
贞观二十年,扬子江上到处在招工用人,然而愁苦的不仅仅是武汉、淮扬的官商,遥远南海之上,也不知道是几人快活几人忧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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